在2013年7月舉行的首場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夢宣傳教育系列報告會”上，環保部部長周生賢調侃中國的環保部是世界四大尷尬部門之一。一石激起千層浪，“尷尬環保部”一躍成為廣受社會各界關注和討論的熱詞。隨后，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也指出，要改革中國的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。那么，中國的環保體制究竟出了什么問題？環保部門到底遭遇怎樣的尷尬？又該如何破解這種尷尬呢？

新病舊疾， 難以立竿見影

　　從歷史的角度看，發達國家一兩百年內先后出現的環境問題，在中國近30多年來的快速發展進程中集中爆發，呈現出明顯的結構型、壓縮型、復合型等特征。環境保護面臨的形勢往往是，老的環境問題尚未解決，新的環境問題又蜂擁而至。與此同時，由于中國自上世紀70年代才開始關注環境問題，無論是政府部門、企業單位，還是廣大社會公眾，大多迄今尚未形成先進的環保意識，各方面的環保基礎設施建設也較為滯后。譬如，環保部2013年“兩會”期間公布的調研結果顯示，在全國約60萬個行政村里，絕大多數還沒有環保基礎設施。目前，中國農村每年產生90多億噸生活污水、2.8億噸生活垃圾，其中，大部分未經處理而直接排放。

　　一方面，面對艱巨的環保任務和滯后的環保能力，即使環保部門付出巨大努力也難以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。譬如，對于覆蓋近半個中國的城市霧霾問題，盡管近年來環保部門已采取諸多措施，但PM2.5不降到60微克/立方米以下，人們很難對空氣質量改善有明顯感受。而這不可能在短期實現。另一方面，隨著物質文化水平的提高，居民對環境質量的要求也在日益提升，結果就是中國環保工作的局部成效始終滯后于公眾的期待。然而，所有的期待和責難，最終全都指向了環保部門，其尷尬處境可想而知。譬如，在2013年“兩會”的代表投票中，周生賢部長得到171張反對票，2734張贊成票，成為獲贊成票最少的部長，便是最好的注解。

　　小個壓重擔，環保部門豈能不尷尬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