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績觀的根子

　　“大拆大建”雖可帶來GDP的賬面增長，但并非實質的增長。就“大拆”而言，拆的過程并沒有創造實質性的產出品，相反，在毀滅價值。就“大建”而言，政績工程帶來的增長很大部分是依靠資源的超強度投入，效率極低，且難以持續。

　　中央層面對于地方政府單純追求賬面GDP后果有著清醒認識，并試圖提出具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法。無論是科學發展觀的提出，還是“四大建設”的出臺，都是一種自我調節的努力。但政策執行效果屢屢打了折扣。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：2012年中央提出“穩增長”“穩中求進”的目標，但在某些省份，“穩中求進”的目標被微妙地更改為：穩中求進，進中求變，變中求快。最后又是以“求快”而告終，與中央的要求完全相反。

　　從地方政府的角度出發，中央層面的調節無效是很好理解的：在經濟發展過程中，地方政府既是開發商的惟一土地供應者，也是群眾利益的保護者,自己也要追求政績利益。但是，當這三種功能無法同時實現時，就必須有所取舍。官員個人的政績利益會毫無懸念地成為第一選擇。而且，只要評價標準和評價權力掌握在上級而非其服務對象手里，政績評價導致的畸形增長就不可避免。

　　由是觀之，“量化考核”“指標考核”“上級考核”，都是自上而下的權力結構遺留下來的產物，如果不配合民意的參與和市場的合作，“GDP至上”的畸形政績觀就無法得到修正。

GDP政績觀改革時機已到

　　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期間，人們寄希望于中央層面對GDP政績觀的調整，會議對此也給予了一定回應。是否有望將這種回應落實下來，還有待觀察。

　　政府職能的轉變使得政績評價標準多元化成為可能。今年所推行的上百項政府審批職能的下放，以及配套的政企分開、政社分開方面的改革，拉開了政府與市場的距離，使得政府單純服務于經濟發展的傾向稍有遏制，讓官員不單純對GDP負責，同時還要對生態環境、公共服務、民生福祉負責，修正了官員的短視政績觀。

　　此外，民眾參與的擴張與成熟，有利于引入多維績效評價機制。民眾民主素質的提高、網絡等新的參政平臺的發展，增加了普通民眾對官員績效評價的話語權，并形成了某種由輿論引導的“政治正確性”。季建業的做法在昆山等地暢行無阻，在南京卻招致民意反對，說明類似“大拆大建”等粗暴的發展手段在小城市可能有效，但是，在面對大都市已經成長起來的素質較高的市民，卻往往會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難。民眾參與的迅速擴大，線上線下活動的支持和轉化，當然會帶來政府執政的壓力，但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促使政府“為人民服務”的強大動力。

　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，政府的主要職能應回歸到公共服務，其中包括經濟服務，為企業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、法治環境等，也包括社會服務，即保障公民權利。這些多元的目標才是它真正的政績所在。至于經濟增長的任務，本應交給市場自己去完成。李克強總理也曾言及中國經濟的關鍵是解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，要“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”，并不惜“斷腕”之痛。欲達此目的，單純的經濟改革、減少政府審批和呼吁政績標準多元化還是不夠的。最根本的解決方式莫過于借助法治建設和民主建設，徹底調整現階段自上而下的權力結構，建立地方政府對公眾的負責機制，以公民權利之手斬斷政府“亂伸”之手。

　　作者為華南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